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红色中华政权建设，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同时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成长起来的。面对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党培养的红色金融家，硬是凭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信仰、勇气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老一辈红色金融家，为中国革命胜利积聚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新中国诞生出生入死立下的丰功伟绩。

★ 毛泽民——红色金融的先驱者 ★

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个崭新的红色政权，于1931年11月7日诞生，中央政府当即作出决定，由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家由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机构，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金融支柱。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白手起家办银行，谈何容易！毛泽民上任后，立即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他将当时财政库存的现金、库房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从此，在毛泽民带领下，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起步，苏区逐步建立起财政收入统归国家银行经营打理的中央银行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红军战利品和各地财政自收自支、财力分散的局面。

毛泽民深知，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系。他要求银行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金融的表格、资料、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召集大家仔细分析研究，并进行归纳整理。仅用几个月时间，他就整理总结出“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银行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苏维埃国家银行运转起来以后，1932年7月，印制发行出第一批纸币，使苏维埃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当年12月成立中央造币厂，生产出银元和铜元。随着银行业务扩大、规模迅速发展，人员由最初5人增至50多人。职能机构也不断增设和完善，并在福建、江西设立了数十处分支机构，中国红色金融事业逐渐步入正规化征途。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紧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家银行除携带金银货币供应红军军需外，每到一个休整地还要组织货币发行与回笼工作。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趁红军在此休整之机，一面发行“红军票”货币，一面将大量没收军阀的食盐低价卖给民众，回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货币发行和回笼紧密结合，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信誉很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和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大奇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政工作。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打出“亲苏拥共”旗号，请求共产党派干部去新疆帮助整顿财经。毛泽民受党中央委派，奔赴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9月，已经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捏造组织“暴动”罪名，将毛泽民抓捕入狱、秘密杀害，时年47岁。人们无不为这位红色金融奠基者的英年早逝悲愤、痛惜，毛泽民烈士光辉功绩必将永照汗青。

位于乌鲁木齐市明德路29号的毛泽民故居

毛泽民深知，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系。他要求银行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金融的表格、资料、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召集大家仔细分析研究，并进行归纳整理。仅用几个月时间，他就整理总结出“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银行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苏维埃国家银行运转起来以后，1932年7月，印制发行出第一批纸币，使苏维埃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当年12月成立中央造币厂，生产出银元和铜元。随着银行业务扩大、规模迅速发展，人员由最初5人增至50多人。职能机构也不断增设和完善，并在福建、江西设立了数十处分支机构，中国红色金融事业逐渐步入正规化征途。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紧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家银行除携带金银货币供应红军军需外，每到一个休整地还要组织货币发行与回笼工作。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趁红军在此休整之机，一面发行“红军票”货币，一面将大量没收军阀的食盐低价卖给民众，回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货币发行和回笼紧密结合，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信誉很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和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大奇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政工作。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打出“亲苏拥共”旗号，请求共产党派干部去新疆帮助整顿财经。毛泽民受党中央委派，奔赴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9月，已经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捏造组织“暴动”罪名，将毛泽民抓捕入狱、秘密杀害，时年47岁。人们无不为这位红色金融奠基者的英年早逝悲愤、痛惜，毛泽民烈士光辉功绩必将永照汗青。

★ 曹菊如——坚定走红色金融路 ★

曹菊如，这是一位为党的金融事业贡献终身的红色金融家。1901年5月，他生于福建省龙岩县红坊乡南阳村，1923年冬出国到南洋当店员谋生，曾在印尼组织华侨救国会。1930年6月，他回国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坚定地踏上了红色金融之路。

闽西工农银行是我党最早的红色金融机构之一。1930年11月7日，该行在龙岩正式成立，曹菊如担任银行会计科科长。当时，革命根据地银行采用的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后来部队从豪绅家得到一本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对此进行认真研究，并从毛泽民那里得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他和同事们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在工作中掌握和制定了一套现代银行的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为后来筹建国家银行奠定了业务基础。

1932年初，曹菊如调至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行正式营业后，他先后担任会计科长、业务处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凭着在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经验，他设计印制了各类账簿单据，并参与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统一财政、发行货币、建章立制、培训人才等重大金融活动，为国家银行经营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34年10月，他同银行工作人员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携带大量现金、印钞设备，爬雪山、过草地，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陕北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奉命将自己的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他主持边区银行成立“延安光华商店”，发行光华商店代用券，打破边区银行不能发行自己货币的限制，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保障军需供应、促进边区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曹菊如奉命奔赴东北，担任冀热辽解放区分行行长，后又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的具体策划下，东北地区金融业发展很快，为促进全国统一财政金融、发行统一货币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从1954年1月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达10年之久。晚年，他依旧关心着国家的金融建设，撰写了《闽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路上的红军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回忆录，概括了他从1930年起始的红色金融之旅和奋斗历程。1981年1月6日，曹菊如因病在北京仙逝，他呕心沥血，为党的金融事业奉献毕生。

★ 高捷成——抗战英烈金融英才 ★

新中国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高捷成是唯一的金融界人士。1909年9月，高捷成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溪县一个做爆竹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他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1928年高考进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期间找到了地下党组织；1929年回到漳州，在其宗族家叔经营的百川钱庄里做出纳。

当时，漳州农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已经开展武装斗争。有一次，他到漳州游击队驻地探访，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痛苦不堪，急需药品医治。他利用经管钱庄业务之便，借用2万元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红军在漳州驻扎40余天，他先后协助红军筹集100多万元的资金，其中部分银元后被转运到江西瑞金，成为创办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资本金的一部分，对红军补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漳州，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他悄然告别妻子和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毅然投身革命，一路北上直奔中央苏区。在瑞金，他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草拟发展经济计划，并首创红军会计制度，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34年10月，高捷成随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从事财经管理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捷成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随着抗日队伍扩大，筹款筹粮遇到极大困难，金融市场激烈动荡，货币混乱不堪。针对这种状况，1939年10月，高捷成带领一批干部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创建了“冀南银行”。经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担任首任行长。他带领银行队伍、在太行山深山沟里建印钞厂，印制发行钞票，使冀南银行迅速发展壮大。到1943年，银行从最初的一间农家四合院、50多名职工，发展到3个印钞所、3个厂部，职工达1000余人。冀钞的发行使用逐步扩大到太行、冀鲁豫及黄河以南等地区，有将近200个县市4000多万人口都用上冀币，成为当时各解放区中流通区域最广泛的一种货币，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冀南银行旧址

冀南银行地处太行深山峻岭，物资和设备运输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渠道和关口，靠人背马驮的方式从日伪占领区获取。为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银行人员经常日夜赶路奔程。在银行的创建过程中，高捷成克服了敌人疯狂扫荡、残酷掠夺与严密封锁的严重困难，在艰苦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任务，培养了一支经过战火考验的革命金融队伍，建立起一套合理的银行管理运行制度，为我党金融事业初奠基石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令人感到痛惜的是，1943年5月13日，高捷成开展工作在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遭遇日军，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随之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4岁。时任军区政委邓小平听此噩耗，悲痛地致电冀南银行，“捷成同志牺牲，这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

★ 黄亚光——红色纸币设计之父 ★

被人们称为“红色纸币设计之父”的黄亚光，是首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的设计者。1901年，他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教师之家。早年曾在日本高等学校留学两年，接触了外国的美术，绘画爱好得到长足进步。毕业回国后，他在长汀中学任图画教员，由于受革命思想熏陶，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以后，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各苏区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设计工序简单粗糙，很容易被敌方仿制伪造。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想到黄亚光擅长绘画，还能写一笔好字，动了调他进银行搞钞票设计的念头。不料此时正是1931年，闽西地区在“左”倾错误路线下发生“肃社党”冤案，多人被错杀，黄亚光也被诬陷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毛泽民着急万分，冒着自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嫌疑犯的风险，找到兄长毛泽东出面交涉，最终将黄亚光从枪口下救了出来。死里逃生后，黄亚光从闽西来到红都瑞金，开始在中央政府总务厅做文书工作，后在国家银行任调查处处长等职。

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发出指示，“要设计印刷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黄亚光根据毛主席所说的，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他过去没有设计货币的经验，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和记忆，开始了纸币图案的设计。在设计纸币中，他绘制了镰刀、锤子、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既突出政治色彩、又美观大方，而且采用了双重防伪标志，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水准。

经过几个月艰苦努力，1932年7月，大批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苏币”印刷出来。“苏币”票面主要是壹元券，同时也有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的4种辅币。在战争环境中印制发行的这套“苏币”，开辟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发行统一货币的纪元，对苏区抵制国民党货币的渗透、繁荣当地经济、活跃苏区市场、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红军长征到陕北时，黄亚光继续为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计货币。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9月他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长期在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领导边区银行紧密配合财政、贸易，为保证战争供给和发展边区经济而努力奋斗。

黄亚光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

进入解放战争阶段，西北农民银行正式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1949年4月黄亚光担任此行经理(行长)。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积极参加人民币的规划、印制及发行等工作。“文革”期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并办公，他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1993年4月15日因病逝世。黄亚光一生朴实无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红色革命家本色，为建立和巩固苏区经济和边区金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曹根全——长征路上金融挑夫 ★

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组成第十五大队，有14位银行干部、100多个运输员和一个连的警卫部队，与总部机关和后勤部队一起编入军委直属纵队，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他们越过万水千山，吃尽千辛万苦，出征时的14位银行人员有6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只剩下8名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成为红色金融存续的宝贵种子，曹根全便是其中的一位幸存者。

曹根全1906年生于福建龙岩南阳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1929年5月，他参加黄坊区委组织的暴动队，配合红四军三打龙岩。战斗胜利建立红色政权后，他被选为乡区苏维埃代表。1930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红军。1931年10月，他被选进闽西工农银行当挑夫，由于刻苦学习管理账目，1933年2月奉调到瑞金任苏维埃国家银行出纳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近60年的革命金融事业生涯。

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出发，当时国家银行组成的十五大队，曹根全任大队第一排排长，过湘江之后继任大队长。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曹根全带领员工挑着关系到数万红军生存的资财，包括中央造币厂自制的几十担票子、几十担现洋、银毫子和五分钱的铜板，还有一批印钞票的油墨、纸张和机器等笨重用品，共计100多担物资浩浩荡荡地随军行动。山路草地行军极为艰难，这家奇特的“扁担银行”坚毅地行进在长征路上。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长征路的主要任务，一是配合军队打仗，二是为红军沿路筹款，三是负责物资保管分配。遵义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最大城市，也是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部队在此休整十天中，曹根全和银行同志们紧张工作，抓紧组织货币发行和回笼。离开遵义的头天晚上，他们通宵达旦为群众办理现洋兑换纸币，直到黎明时分才结束。熬了一个通夜，清晨又精神振奋地踏上新的征途。十五大队在曹根全带领下，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到达陕北，带着国家银行的几乎全部家当行军，一路没有丢失一两金银。

到达陕北，曹根全继续留在金融战线，与曹菊如两人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曹根全奉命调往八路军办事处，任经费管理副官；他经手的数百万军饷巨款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保障了前方军费的正常开支，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的高度赞扬。1946年1月至1949年9月，曹根全遵从组织上调配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先后任陕西洮南和东北嫩江、辽西等地银行领导职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根全曾任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行长等职，运用毕生金融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90年4月29日在江西南昌病逝。

★ 朱理治——红色金融治理行家 ★

1940年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断绝了输往边区的财政拨款，而且对边区进行全面封锁，企图困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以及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1941年3月中央决定：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朱理治是从大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老革命家。他于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通州余西镇的一个中医世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第二年入了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后来，他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河南省委书记、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以及豫鄂边区党的主要负责人。这次任命他为边区银行行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重任在肩”。

陕甘宁边区银行，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银行改组而来，是党领导红色金融事业承上启下的生存与发展。面对当时情况和形势，党中央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独立的货币，在边区停止法币的使用，尽快推出新的金融政策，以克服财经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朱理治深刻地认识到，能否战胜这个困难，关系到能否坚持持久抗战，也关系到党和人民军队的立足和生存。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理治到任时写下这样斩钉截铁的誓言。他针对当时边区金融物价大动荡的严重局势，认为这主要是生产物资不够、出口不平衡、财政收支不平衡、边区经济缺少组织性等原因造成的。1941年8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这一货币发行思想得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肯定，当即决定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并要求“财政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促进了银行由“财政的出纳机关”向国家银行职能的历史性转变。

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仅两年时间，他根据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相应地调整贷款、存款、汇兑三方面业务，经营管理治理有方，推动了银行业务的全面开展。他改革扩充总行内部机构，建立健全分支机构，使边区银行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他主持制定了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使边区银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边区金融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朱理治在重视银行业的同时，十分关注金融队伍建设。他本人带头潜心研读《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等政治经济专业书籍，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十多篇文章、报告、文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财经政策主张；并陆续从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及中央机关招收50余名人员进入银行工作，不断聘请边区著名经济学家来讲学辅导，使银行干部职工的金融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理治奉调东北解放区任东北银行总经理等职，1951年调到中央相关部委担任领导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就在这时，被发现患晚期肝癌，1978年4月9日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中组部曾通报指出，“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

★董必武——新中国金融奠基人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成立银行，发行地方货币。据1946年底统计，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的抗币、边币、冀南币、华北币、北海币、西农币等货币多达700多种，这在当时对反抗国民党的打压及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以后，为了统一华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解决各根据地财经分割、“货币不统一”的问题，1947年3月10日华北财经会议召开。此间，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当时，董必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威信很高，深知中央统财经的战略意图，既比较熟悉经济，又很精通法律，为人厚道，德才兼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由董必武主持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统一的财经工作。

“尽快发行统一的货币”，这是党中央交给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第一要务。董必武提出，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放在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前边。经过调研，他率属下很快就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确定了下来，并报中央批准。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首先由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货币兑换所，负责兑换各解放区的货币及物资调配，同时又部分地执行银行的功能。货币兑换所的建立，使各解放区的货币有一个统一的换算和兑换场所，具备了银行雏形，为统一货币和建立银行打下了基础。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在拟定华北财经办事处规程中，提出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上报中央并获得批准后，他赶紧到一些解放区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对于银行用什么名称，解放区意见不太一致，有人说叫“解放银行”，有人说叫“联合银行”，有人说叫“人民银行”。董必武认为“人民银行”的名字好，并在前加上“中国”二字，致电中央汇报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周恩来等接到电文、仔细推敲，回电同意名称用“中国人民银行”，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自然而然就称为“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是董必武书写的，字体端庄、笔画隽秀、工工整整。1948年5月，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决定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任命董必武为部长。他出任部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75年4月2日，在北京因患肝癌与世长辞，经年90岁。

董必武于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革命后，他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成为党和国家领袖、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他作为新中国金融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揭开了人民金融事业起步和发展的序幕，为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立下了不朽功勋。

★ 南汉宸——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中央调南汉宸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期间，他配合董必武主任为统一华北、西北、东北和华东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南汉宸是山西赵县(现洪洞县)韩家庄人1895年12月14日出生在当地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北平中央政法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历史性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特别是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围剿，抗日根据地及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此时，毛泽东特地在延安召见南汉宸，通知他“中央研究决定，由你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吃饭穿衣问题”。

南汉宸不负党的重托，义不容辞履行边区财政厅厅长之职。他一上任就砍起了“三板斧”：第一，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区币，帮助边区搞经济建设，禁止法币流通；第二，组织向农民征收公粮，加强粮食管理，解决边区5万多干部战士的吃穿问题；第三，大力发展生产，用边区的土特产到国统区换急需的药品、枪支弹药等军用和民用物资，保障边区党军政机关正常运转。他在财政厅厅长岗位一干就是5年，为抗战胜利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胜利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总经理(行长)。他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把解放区的各家银行统一为中国人民银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其次，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业，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另外，带领金融队伍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投机资本的不法活动，平息了上海的银元风波。资料显示，截至1949年底，人民银行在接管官僚买办银行的同时，建立起华北、中南、西北、西南4个大区行，40个省市行，1200多个县级支行和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余人，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起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坐落在石家庄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门前矗立着董必武和南汉宸的铜像。

由于长期革命斗争透支身体，南汉宸患上了严重心脏疾病，1954年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1993年国家出版《南汉宸传》一书，书中引用北宋文豪范仲淹的诗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寄托了人们对这位红色金融家的无限哀思与深切怀念。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